從“引進來”到“走出去”、從模仿到創新、從價廉到物美，改革開放這四十年，也是中國制造發展尤為關鍵的四十年。

這期間，我國制造業都發生了哪些改變？工業設計現狀如何？設計教育工作者正在從哪些角度培養人才、布局未來？設計行業現存哪些問題？

于此，蔡軍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、藝術與科學研究中心設計管理研究所所長與《設計》雜志分享了自己的觀點。

---

《設計》：我們知道國家正在通過發布政策加強對制造業的扶持力度，比如中國制造2025，請您從行業前沿的角度出發談談近四十年來中國制造的變化。 

蔡軍：在改革開放之前，我參與過中國輕工業詞典的編寫，那時候沒有工業設計的概念，寫的是輕工產品造型設計。本質性的變化是真正把制造和設計聯系到一起，是從改革開放四十年開始的。

前期因為我們沒有技術，連洗衣機、電視機等家電生產都是照搬國外的流水線，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基本上都是以抄襲、模仿或引進為主；之后有一點改變是在90年代初，聯想和海爾都起來了。當時我們帶學生去了一些做小家電的企業參觀，那個時候輕工企業正在轉型，但很多沒有成功。再后來是IT產業的興起幫助了很多企業“站起來”，原因有二，一是民間推動，二是市場需求。

2000年之前學校培養了大量設計專業的學生去公司做展示、裝修、廣告等，但真正在工業設計里發揮作用的是2000年之后的畢業生。之前國內幾乎沒有平臺和渠道，也幾乎沒有企業要工業設計人才。 所以互聯網開始興起的時候，我認為是傳統制造業真正要開始改變的時候。

人工智能、物聯網等概念影響了整個制造業的特點，人口紅利的問題和過去完全不一樣。我們今天看中國制造，是基于一個物聯網數字化，定制化，網絡化，全自動化或者說是信息化的概念去看。設計的手段、技術、方法體系都發生了改變。比如現在做設計必須要了解市場，做用戶研究，包括服務設計和產品設計等，我認為和過去傳統工藝相比更加復雜。

《設計》：那么是否可以說傳統的教學方法或許不太適用了？設計專業的課程設置會有一些變化嗎？

蔡軍：每個學校不一樣。有些走得很靠前，有些很保守，每個學校各有各的特點，或者說在一個學校內部也參差不齊。比如有些老師會意識到這個變化很大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，以及引進有留學經歷或國際背景的師資去帶動；同時也有一些學校很傳統，只給學生一些傳統的知識結構。

過去傳統的教育可能是把學生培養成一個特別合格的設計師，把所有的技能都掌握到位，這沒錯，但走到現在的話，由于很多企業已經不止滿足于生產，他們都在變化和轉型，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把學生培養成“工具”，而是具有開拓思維的創造者，戰略思維非常重要。

比如我們現在讓學生去做設計研究、用戶研究等，它會帶來另外一個挑戰，過度側重研究有可能會造成放棄對物質化設計的關注。這個研究過程沒有形態化的概念，而是在做流程，這也是對設計提出的新挑戰。

《設計》：對于企業設計戰略或者設計規劃的發展來說，哪些條件比較重要？

蔡軍：一個企業有幾個基礎的條件要弄清，比如目標市場、技術優勢、人力資源優勢、還有企業使命、企業愿景這幾條都是在管理學中強調得特別多的。

現在設計介入企業最重要的就是設計價值的引入。這是傳統企業并沒有思考的，因為傳統企業相對從制造的角度更關注，比如供應鏈等。其實不是這樣的，因為設計的核心是為消費者和用戶創造更最好的體驗，同時也是在在滿足用戶和企業的利益。

所以我覺得關鍵還是企業如何去認識和轉換對設計價值的認識。設計價值已經不僅是美學價值了，它其實蘊含著商業價值和用戶價值，以及通過設計能夠提升企業的價值鏈的增值，同時還能夠通過設計去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。

《設計》：我們知道今年是中國設計四十年，我國設計行業在這其中也發生了很多變化，您認為未來中國設計將會向怎樣的趨勢發展？還有哪些問題亟需解決？

蔡軍：中國設計四十年，簡單的說，這是一個通過學習國外設計，從引進、吸收、模仿，到開始意識中國制造，或者說設計自信力的恢復過程。

在這中間還有幾個問題沒有解決：

一是對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不夠健全的問題。現在由于很多產品在不斷被抄襲，原創設計既然得不到保護，大家就不敢創新，那么就更不去保護了，這是一個惡性循環，引起了很多的爭議和矛盾。我認為政策上要更改對專利保護設計的定義，重新加大保護力度。這也是貿易戰里面特別大的一個問題。四十年是這么一個過程，有學習模仿，也有批判和揚棄，包括設計本身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重新梳理，都是今天設計正在面臨的局面。

二是設計的系統和研究方法還不夠成熟。我們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，現在需要沉淀下來一些東西，也就是如何發展出自己的研究方法，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問題。需要更多設計師去思考如何整合整體資源，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。比如做產品背后的研究，包括可持續發展、材料回收的問題等等。

三是非遺文化的保護。要想真正地保護非遺，我覺得一個是保留原汁原味，另一個是要有創新，這兩方面的融合要更協調、更有品質，比如我們可以把它演繹到現代生活的一些場景中間去應用，可以通過文化藝術和生活的結合滿足更加多元化的市場需求。

《設計》：明年是包豪斯成立100周年的紀念年，您認為包豪斯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，未來發展會給中國設計帶來怎樣的變化？

蔡軍：包豪斯最重要的貢獻是起到了一個扭轉觀念的轉折點的作用。從傳統的手工業社會到大工業，它其實是在這個歷史階段轉換了設計這門學科，促進了設計學科的產生，讓設計去適應大工業，同時奠定了當代工業設計的觀念，認可這種工業化的制造、語言和工業化的邏輯形式。 

但同時包豪斯也存在它的局限性，比如它有很多激情性的、藝術化的、很感性的東西，包括很多先鋒派藝術的風格，這些思想后來與大工業的產業邏輯是有沖突的。一味把包豪斯放到現在的中國來強調，不適應現在已經進入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局面，所以我并不贊同。烏爾姆的設計理念從現代意義上來說遠大于包豪斯，應該把包豪斯和烏爾姆放在客觀的角度并列起來去看，去認識。

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體、技術創新的主戰場，其實力和技術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。

改革開放40年來，中國創新投入不斷增加。1978年，我國研發經費支出為52.89億元；2017年上升為1.75萬億元，居世界第二位，占GDP比重達2.12%，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。但與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相比，我國設計的發展之路仍然任重道遠。在設計走向獨立、走向成熟的過程中，更是離不開優秀的設計教育工作者。我們希望未來“中國制造”的標識能夠成為一個愈加鮮明的中國符號。